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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紅宇

張紅宇

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副院長

張紅宇,管理學博士,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副院長,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農業農村部軟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多次參與中央重要文件起草,是中央一號文件起草組成員。多次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銀行的國際組織及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內政府部門組織的課題研究。 [全文]

張紅宇:我與“三農”一起成長的歲月

【導語】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回顧總結40年來農業農村發展的寶貴經驗,展望新時代鄉村振興的美好未來,本網推出大型視頻報道《三農大家談》,敬請關注!本期嘉賓為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副院長張紅宇。

訪談實錄

  不惑之年,農村改革再出發

  ——專訪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張紅宇

  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回顧總結40年來農業農村發展的寶貴經驗,展望新時代鄉村振興的美好未來,近日,本報記者就“中國農業發展”“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鄉村振興戰略意義”等問題采訪了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張紅宇。

  打造中國強勢農業

  記者:“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但是很多人認為,農業是典型的弱勢產業,中國農業如何才能真正成為強勢農業?

  答: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體量大,有較好的產業基礎。我國糧食總量、肉類總量、水產品總量在世界名列前茅,居民人均占有量也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中國農業卻面臨“大而不強”的發展困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進出口貿易方面缺乏競爭力;二是中國農業對外依存度越來越大。

  我國幅員遼闊、地貌復雜、氣候多樣,農業資源、發展模式和經營主體形式豐富,韌性強、潛力足,回旋余地和發展空間大。不同于美國的規模農業、日本的功能農業,中國農業最大的特點是多元化,主要表現在:

  資源稟賦多元化。我國既有平原、丘陵、山地、高原,又有江河湖海,農業資源多類型、物種多樣化分布,具備了發展多種現代化途徑、提高產業整體水平的良好基礎。

  產業發展多元化。各地因地制宜,依托資源稟賦和經濟條件,探索出了多種農業發展模式。在水土資源富集的東北地區,通過土地規模化提高勞動生產率;在人口密集、經濟科技優勢明顯的東部發達地區,發展勞動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提高土地產出率;在西部旱作農業區,推進資源節約型生產方式提高資源利用率。

  經營主體和經營方式多元化。我國農業經營主體以承包農戶為基礎,還有國有農場、村集體經濟組織,以及家庭農場、種養大戶、農民合作社、龍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探索了“家庭農場+社會化服務”、“農民合作社+農戶”、“龍頭企業+家庭農場”、“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社+農戶”等多種路子。這種農業經營主體的多元化特征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具備的。

  經過了改革開放40年發展,中國已經具備了把農業由弱勢產業轉化為強勢產業的堅實基礎。這個基礎不僅在于我國的糧食、肉類、水產品三大農產品供給位居世界首位;不僅在于高端農產品消費方面的巨大競爭力;不僅在于近年來農業在勞動生產效率、社會資本投入等多方面的巨大成長性;更在于黨中央、國務院以及全社會的高度關注。

  打造中國強勢農業,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突出重點,積極尋找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突破口。黨的十九大提出,要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我認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等三大體系建設是打造中國強勢農業的著力點,就是要以此為抓手,走出一條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農業現代化道路。我相信,中國農業一定能在世界范圍內創造出一個不同別國的強勢農業形象。不是美國模式,也不是日本模式,而是典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國農業模式。

  “三權分置”的制度特征

  記者:從40年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看,怎么來解讀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的重大的歷史意義?

  答: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是典型的中國創造,是我國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創新。“三權分置”的重要意義在于為中國這樣人多地少的小農國家通過土地制度支撐現代化發展提供了重大理論支撐。

  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源自現實所需。改革發展到今天,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在事實上發了相應的分離。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有利于穩定所有權、保護承包權、放活經營權,對解決“誰來種地”、“地怎么樣種好”發揮了重要作用。新時期,“三權分置”表現出五個方面的制度特征。

  一是漸進性。1970年代以來,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特征大體經歷三個階段的演變:人民公社時期,農村土地是公有公營;改革開放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農村土地是公有私營;當前,隨著農村土地承包權、經營權的再次分離,農村土地變為公有共享。農村土地制度不是一成不變,也不是突然變革,而是一步一步地適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表現出某種漸進性。

  二是靈活性。在“三權分置”制度框架內,承包經營權的權能變化、特征等是隨著流轉與否而變化的,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進行相應的權能設計,比如設置部分處置權。相對于相對于兩權分離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度而言,“三權分置”更靈活,也更適用于農業生產經營的需要。

  三是開放性。農村土地從“公有公營”變為“公有私營”之后,其經營權的獲取便隨之具有特定性、排他性和封閉性。“三權分置”打破戶籍和社區等條件限制,讓經營權的獲取變得公開化,賦予經營權以社會性、非排他性和開放性。

  四是規范性。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不管怎樣靈活、怎么開放,必須遵循如下幾點原則和底線。首先,集體所有這個底線不能改沒了,不能將經營權流轉變為土地買賣;其次,要嚴格保護承包者的利益;再次要確保經營者承包權益發揮最大的制度效益。總之,三權分置改革要具有一定的規范性,才能確保制度的有效運行。

  “三權分置”實現了農村土地利用從公平到效率、從封閉到開放的轉變,契合了農村大量勞動力轉移的發展需要,推動農業生產形成規模效應,進而提高生產效率,為中國農業由大變強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推動小農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

  記者:農戶經濟、小農經濟意義何在?下一步在保障農民利益和實現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中有哪些工作要做?

  答:我國是典型的大國小農國家,小農這個群體在我國歷史現實中是普遍而廣泛存在的。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如何保護好、提升好、發展好小農,對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推進鄉村振興意義重大。

  第一、小農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基石。國家糧食安全的擔子并不是主要由大農或新型經營主體承擔的。到2017年底,我國還有2.6億農戶,他們自己解決自身的吃飯問題,就是為國家糧食安全做出巨大貢獻。

  第二,小農支撐了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我國有2.86億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一項數據顯示,平均每個農戶家庭為工業化和城鎮化至少貢獻一個勞動力。小農是我國重要的勞動力儲水池,當工業化、城鎮化順利的時候,他們進入城市,投身建設大潮;當工業化、城鎮化速度放緩的時候,他們返鄉務農,也沒有給國家和社會帶來麻煩。   

  第三,小農還是新型經營主體產生的重要基礎。我國目前有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合作社、55萬家庭農場,35萬家產業化經營組織、115萬家農業服務組織,這些新型經營主體主要來自于小農,來自于普通農戶。如果沒有小農,這些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便失去了重要依托。

  在推進農業現代化過程中,如何避免普通農戶沒有獲得感,沒有參與感,沒有幸福感,沒有安全感,需要政府從政策層面、從行為導向等方面主動出擊、積極作為。如何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需注意如下幾點:

  一是要保護小農。保護小農要注意呵護農民的基本權益不受侵犯。這些基本權益包括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等。中央反復強調,無論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到什么程度,普通農戶的基本權益都不能被侵犯、被剝奪;

  二是組織農民。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要提高農民的組織化水平。通過有效的組織和產業化經營,幫助農民延長產業鏈條,提升價值鏈條,完善利益分配機制,不僅生產成本降了下來,賣的農產品價格更高了,收入也能得到較大提升;

  三是發展農民。各類新型經營主體進入農業時,要通過“公司+農戶”、“合作社+農戶”、“農業企業+農戶”、“家庭農場+農戶”等方式,提高農民的勞動技能、商品意識、技術水平等,落腳點在于使農民收入增長、發展機會增多、生長空間擴大。此外,國家的普惠制農業政策,包括面向千家萬戶的補貼政策,糧食直補、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等,含量不能降低、力度不能減弱。

  最后實現小農的發展,還涉及到一個分工分業的問題。2017年中國的農業勞動力占我國勞動力的構成是27%,其創造的增加值占GDP總量的7.1%。這一數據說明,三個農業勞動力才創造出一份增加值,可見農業的勞動生產效率是相對較低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在工業化、城鎮化的過程中,數以億計的普通農民、普通農戶要轉移到非農產業是大勢所趨。

  鄉村振興的革命性意義

  記者:您曾經提出鄉村振興開創了革命性的變革,怎樣從歷史改革的角度來審視和理解鄉村振興的重大意義?

  答:鄉村振興戰略是管長遠、管根本、管全局、帶有革命性的制度安排,在我黨的歷史上具有劃時代、里程碑式的戰略意義,其革命性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鄉村振興的革命性表現在它是新時代進一步推動農業農村發展的必然選擇。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我國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二,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已經具備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礎條件;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面臨著一些深層次的困難和瓶頸,如,農業大而不強的問題如何解決?新形勢下農民增收的動力何在?農村人居環境如何有效提升?這些都需要通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來化解。

  鄉村振興的革命性表現在它是徹底化解城鄉二元體制機制矛盾的必由路徑。當前,我國社會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鄉村振興戰略聚焦鄉村發展最基層、最薄弱、最困難的地方,旨在通過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逐步消除我國城鄉發展差距,不僅要讓工農產業之間平衡發展,城鄉居民收入平衡,還要讓農村基礎設施和生活條件不遜于城市,從而全面化解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

  鄉村振興的革命性還表現在它有堅實的理論支撐。無論是鄉村振興20字總要求,還是鄉村振興七條道路、五大振興理念,以及“五級書記抓振興”、“要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行動”的戰略部署,都奠定了鄉村振興堅實的理論基石,展現出巨大的理論價值,具有鮮活的革新意義。

  鄉村振興戰略是具有鮮明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的戰略安排,我認為鄉村振興有三大終級目標:一是城鄉融合;二是共同富裕;三是強勢農業。其中城鄉融合要注重統一規劃,推動城鄉發展要素平等交換,保護農民權益,在教育、就業、醫療等方面實現重點突破;共同富裕,要不斷增強農民增收勢能、優化農民收入結構,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強勢農業則是要打破中國農業“大而不強”的困局,以構建現代農業三大體系為抓手,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一言以蔽之,鄉村振興終極目標是實現農業與工業一樣強大,農民與工人一樣崇高,農村與城市一樣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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